在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与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搁浅或延期，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并未按照计划完成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情况下，处理那些股权激励即将到期的躁动员工。

口罩摘下以来，万众期待的国内经济复苏并没有如期到来，相比大西洋对面由科技公司引领的股价一路上张，我们的科技公司面临业绩压力，在资本市场不再那么受待见，市场对成长型股票的需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巨头，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包括国外除了英伟达的一枝独秀，不少如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平台和Salesforce等公司在对其服务的需求出现不可持续的增长后，业绩表现受影响，也在纷纷裁员。那些已经盈利的公司削减运营支出的决定表明，形势已经从不惜任何代价的收入增长转向可持续盈利水平的增长。

过去几年里，一级市场投资盲目追高，使得过去两三年出现一二级市场倒挂的现象，上演了多次上市后市值腰斩的“惨剧”，股票一上市，股价就倒挂，很多投资机构赚了名亏了利，投资企业上市反而亏钱了，造成很大的信心影响，也会传导到这个股权投资市场，IPO很多时候也成了并不是推出的最好选择。

以上种种，是导致科技公司IPO计划受阻的原因。

而这些科技公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吸引高端人才加盟，往往会通过“期权”或“限制性股票”等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这些RSU（限制性股票）会在公司发生流动性事件（通常是上市）时被触发。

在规定时点完成规定动作，让很多境内公司的激励机制在上市前的一段时期内无法持续地实施下去。为了推进IPO好不容易吸引来的优秀人才，其激励授予也无法及时落地，单靠一纸“offer承诺”无法获得信任于是无奈选择了代持。

那么，面临IPO进程的调整，已实施的股权激励，是否有更优解？

试想如果公司没有在资本的裹挟下完成IPO，普通员工能获得的，或许只有那5年青春奋斗后的利息补偿。IPO受阻、推迟，是否可以借着外部融资对早期接受授予的员工进行小额兑现？让员工获得更多是心理上的补偿。

我们建议可以参考一下阿里的股权激励制度，尤其蚂蚁金服在IPO受阻之前所推行的激励方式。

阿里巴巴的股权激励制度很早就已经建立。据公开信息显示，阿里巴巴所实行的是上市公司当中普遍被采用的一种股权激励模式——限制性股票，对于阿里的员工而言，持有期权并无分红，而是在行权时带来一次性收益。

蚂蚁金服的股权激励，员工持有的也是股份经济受益权，严格来讲不是股权也不是期权，类似虚拟股权，员工只享有股份的经济受益权，无其他权利。

蚂蚁金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的对象与职位有关，并且股权激励是分期成熟，非一次给到。

（备注：这也是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关键点之一，“分期成熟 逐步释放”的股权激励原则，能实现股权激励性与与员工稳定度有效结合）

而关于“职位”的标准是，阿里一般只有到P7的级别才有期权，除了蚂蚁金服的员工外，阿里的员工也有机会获得蚂蚁金服的股权激励。

另外就是“分期成熟”的机制，这样造成的效果就是，员工手上总会有一部分尚未行使的期权，从而帮助公司留住员工。

阿里的期权是分4年拿完，满2年可以行权，之后按月归属。

而关于购买价格，员工在公司规定的数量范围内，按公司公布的价格购买股份的经济受益权。购买价格并非固定不变，会定期更新后公布当时的购买价格。分期成熟的部分，按购买时适用的价格购买。

如果员工离职，期权是如何处理的呢？

蚂蚁金服的期权在员工离职时由公司回购。一般而言，离职的时候由公司按照最近一次估值回购，员工的收益=当期估值-你被归属期权时的行权价格。

离职时公司会按照离职当天的估值回购和代扣税。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会公布估值,但是实际上每天都有估值,离职并非按照最近一次公布的估值计算,而是按照当天的估值计算。

据网络上蚂蚁金服离职员工曝光：

如图，蚂蚁金服该名高管的期权在员工离职时由公司回购。其离职时的蚂蚁金服期权公允价为195元/股，假设王晗没有离职，3年后公允价翻到500元/股，则王晗的损失为39000（股）X 500（元）— 已行权部分32000（股）X 195（元）= 1950万（元）—629万（元）= 1321万（元）。

从其晒出的“蚂蚁金服期权图”中，可以看出，尚有6750股未行权部分。如前所言，蚂蚁金服期权是分4年拿完，满2年可以行权。该高官所有蚂蚁金服期权分2部分，第1部分3万股，授予时间为2014年3月13日，第2部分9000股，授予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其离职申请是在2018年6月9日。这时候，第1部分授予的3万股期权已经拿完，第2部分授予的9000股刚拿了一部分，大约4分之一，想要全部拿完，还需要3年左右时间。到时候，可能还会有新期权给到王晗，但需要她用比3年更长的时间去等待行权。该高管是在正好4年时间拿完3万股的大头期权后，没多久便离职了。